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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解《變動下的思考》

分類:領導

讀過近千本商業書,這篇不複述內容——只用《痛點》的 P.A.I.N. 之尺,挑這本書最該被戳的那一格,講一句你帶得走的判斷。拆一本書的四個步驟 →

兩個人說法相反,他刻意不查到底

黃冠華在《變動下的思考》裡寫過一個很小的辦公室現場。一位同仁同時向兩位主管報告,一邊是他自己,一邊是研發主管。公司每年固定參加一個美國的展覽,總部給的預算有限,研發主管來問他:這一次有必要派那位同仁去嗎?他回頭問那位同仁,得到的答案是——研發主管希望他去,現在只剩你批准。

同一件事,兩個他都信得過的人,講出兩個相反的版本。

換成大多數人,下一個動作幾乎是反射的:把兩個人一起請進辦公室,坐下來,把話講清楚。他沒有。

一本十年前的管理書,被 AI 這條線重新翻過一次

先說這本書的來歷。它是黃冠華十年前那本《觀念》的新版,他自己說調整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內容,四十篇分成四部:以人為本、經營管理、商模思維、社會體悟。作者是旭榮集團執行董事,2003 年 1 月 3 日回家幫忙,接手的是橫跨三大洲、上萬名員工的針織布一條龍工廠。新增的那三分之一,主要落在第三部——〈AI 長〉、〈AI 化推動的關鍵〉、〈當人形機器人走入生活時〉那幾章。

我書架上二代接班、家族傳承那一格,站著的多半是同一種書:父輩的故事講得溫暖,制度講得含糊,讀完你知道他很努力,卻學不到一個動作。這本比較少見的一點,是它常常把場景寫到「當下你會怎麼做」那一格,再把自己的選擇攤開來,包括那些看起來不夠正義的選擇。開頭那個展覽的例子,就是其中最不像管理書會寫的一段。

查清楚這件事,成本已經被砍到接近零

把時間軸拉開來看,追根究底以前有一道天然的煞車:太費工。要還原一句話怎麼傳歪的,你得約人、翻信件、對時間、聽兩邊各講一次,一個下午就沒了。多數主管放過那些小誤會,靠的往往是划不來這三個字。

這道煞車這兩年被拆掉了。對話紀錄搜得到,會議逐字稿摘得出來,誰在哪一天說過什麼,丟給機器十秒鐘就給你一份時序表。還原真相的取得成本掉到接近零,於是每個人手上都多了一把能把任何事查到水落石出的工具。

書名那句「AI 越快,你更要慢」,真正的重量落在這裡。帳單並沒有消失,它只是換了一個科目:以前扣的是你的下午,現在扣的是那兩個人往後還能不能自在地合作。

黃冠華把這筆帳直接算給你看。他寫,如果堅持所謂黑白是非的判斷,一定要揪出那個「犯錯的人」,對企業造成的傷害可能難以言喻地重——因為他們雙方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幹部。查得出來,跟該不該查,帳算在不同的科目上。

他把力氣花在這件事的下一次

他實際做的事有兩層。第一層是機制:他跟研發主管講好,往後只要議題牽涉到兩人共同的決策權,就先互相打個招呼、通個電話直接做決定,中間不留任何模糊地帶。第二層是修復:他讓研發主管感覺到自己在這件事上的所有權與發言權被確認,也讓那位同仁知道,大型組織裡訊息傳遞有落差是常事,他的個人品牌沒有受到任何影響。

兩個人後來合作照舊。那個誤會沒有留下痕跡,因為它從頭到尾沒有被搬上檯面。

他給這種取捨一個名字,放在全書第一章的標題上:利大於弊,就是利。企業運作本來就是一連串取捨,不追求絕對的利,也不糾結於免除所有的弊,公司才走得穩。

【打個比方而已。你跟朋友合開一家小店,兩人輪流顧櫃檯。月底對帳,少了三千二。POS 紀錄調得出來,監視器也還在,你花一個晚上就能確認那天是誰按錯了退貨鍵。你確實會拿到答案。而從你按下調閱的那一刻起,往後每一次他去開收銀機,你們兩個都會多想一秒。這一秒會跟著你們開店開很多年。想一下你上一次很想查清楚的那件事,查完之後你打算拿那個答案做什麼。】

AI 轉型那一章,他先動的是組織圖

第三部有一章直接叫〈AI 長〉。他的說法是,AI 轉型不是引進一個新系統、一個新工具而已,它會牽動企業的流程重組、部門角色改寫,還有組織文化的再定義。所以旭榮設了 AI 長這個職位,讓 AI 跟公司所有的運作連上線——在台灣紡織業裡,這大概是第一個。

這一步值得對照著讀的,是另一本專講企業導入 AI 的書:照著別人的標竿案例抄,最容易中的是倖存者偏誤。黃冠華的做法剛好替那句話補了一個註腳——他抄不到的那部分,是自己公司裡誰跟誰的角色要重寫。這件事沒有標竿案例可抄。

用痛點那把尺量下去,量到的是一筆能心算的代價

《痛點》那把尺量的一直是代價:這件事做下去,誰要付、付多少、什麼時候付。

把尺放到「要不要查」上面,帳其實很好算。查一次的收益,是你知道了一個已經發生、而且改不了的事實。查一次的成本,是兩位重要幹部之間那條信任線上被劃了一刀,而這條線往後每天都要拿出來用。收益結清在當天,成本按日計息。

這也是這本書最誠實的一格:它承認每個現場都是取捨,然後把自己怎麼取捨的過程攤開來讓你看。

那條線畫在哪,這本書沒有寫

邊界也在這裡。四十篇讀完,你會很清楚黃冠華在什麼場合選擇模糊、什麼場合選擇清楚,卻拿不到一條可以交接給下屬的線。他自己也承認,這種模糊的藝術是最近這幾年才懂得的——年輕時他好惡分明、嫉惡如仇、做事雷厲風行、錙銖必較。那是二十多年練出來的手感,寫得再細也搬不動。把決定權往下攤的那一課,難處正好在這裡:權限可以一次交出去,判斷「這件事該查到什麼程度」的那一下,只能在他自己身上慢慢長。

手上那幾件事,先分成兩種

把你這幾天正想查清楚的事列出來,通常不超過三件。每一件問同一句話:我查完之後,要動的是那天發生了什麼,還是往後這件事怎麼跑?

答案落在後面那一半的,值得動手——你要修的是流程,多半是一通電話就能講定的那種。答案落在前面那一半的,先擱著一天再看。

書裡那兩位後來繼續共事,順暢愉快,誰也沒有再被請進那間辦公室。一場沒有發生的對質,替公司留下了兩個幹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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