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典觀念 · 克羅斯等
這篇不翻譯、也不取代原文——只把這個經典觀念講成台灣人聽得懂的話,補上在地情境與一句我自己的判斷,原文出處寫在內文,想深讀請回原典。為什麼一定要先拿到原文正文 →
協作過載:公司最好用的人,先被榨乾
翻開一份年度考績表,評語欄常常出現這一句:配合度高、樂於協助同仁。而同一份表上,這個人的績效分數落在中間。
兩行字擺在一起,話其實已經說完了。公司知道他一直在幫忙,也知道那件事不進分數。他花掉的那些小時沒有欄位可以放,於是被寫成一句稱讚,稱讚完就過去了。
羅布・克羅斯(Rob Cross)、雷布・雷貝勒(Reb Rebele)與亞當・格蘭特(Adam Grant)2016 年 1–2 月號在《哈佛商業評論》發表的〈Collaborative Overload〉(協作過載),談的就是這張表上看不見的那一半。三位作者當時分別任職於維吉尼亞大學麥金泰爾商學院、華頓的 Wharton People Analytics 與華頓商學院。他們累積二十年的資料顯示,主管與員工花在協作活動上的時間膨脹了五成以上,許多公司的人有大約八成的時間在開會或回應同事的請求。更失衡的是分佈:在他們研究過的三百多個組織裡,多數情況下有兩成到三成五的加值型協作,只來自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員工。
這幾個數字被引用了十年。真正能拿來用的東西,在它們後面。
他們來跟你要的,是哪一種東西
作者把一個人能投入到別人身上的東西拆成三類,而且分別給了名字。資訊型指的是你腦子裡可以被記錄下來、傳下去的知識與技能。社會型指的是你的覺察、你的門路、你在網絡裡的位置——原文對它的定義比一般想像的寬,重點在「用你的位置讓同事彼此連得起來」,不只是幫忙介紹一個人。個人型就是你自己的時間與精力。
前兩種給出去不會變少。你把一個判準講給我聽,你自己還留著;你讓兩個部門的人認識,你的門路一樣在。第三種會被扣掉:每一次要你參加、要你看一眼、要你點頭的請求,都直接從你能用在自己工作上的那一塊挖走。
問題出在預設值。作者說,人們想協作的時候,開口要的通常就是最貴的那一種。他們不去要一個具體的判準,也不去翻現成的報告或紀錄,而是直接要求親自協助——一件五分鐘之內講得完的事,變成一場三十分鐘的行事曆邀請,而且兩邊的個人資源都被扣。
想像一位在社區大學做課務的承辦人(這篇裡的台灣例子都是假設情境,不指特定機構)。她待了七年,知道哪一位講師接受什麼條件、哪一間教室的投影機會在冬天失靈、補助核銷的表格哪一欄最容易被退。於是每一件事都先問她。可是把那些請求攤開看:「講師這樣要求可以嗎」是資訊型,她回一句就結束;「這個要找誰」是社會型,她轉個手就好;只有「你幫我看一下這份核銷」是個人型,而那正好是最多人開口要的。
該數的不是有幾個人來找你
這裡是整篇文章最可操作、也最常被跳過的一段。
作者在一家專業服務公司做過盤點。最頂尖的協作者(原文稱他 Vernell)有九十五個連結,但這些人裡只有 18% 說他們需要更多他本人的時間,其餘都滿意於他給的資訊與門路。第二名的 Sharon 有八十九個連結,數字幾乎一樣,處境卻危險得多——她的請求者裡有 40% 想要更多她的時間。
然後作者給了一條線:當「想要更多你本人時間」的請求者比例超過大約 25%,個人與團隊的績效都會開始受損,而且它是自願離職的強預測因子。
把這條線讀懂,辦公室裡很多爭論就不用吵了。「他很忙」當不了證據,忙的人到處都是。「他被問很多」也當不了,因為 Vernell 被問得更多卻沒事。要數的是排隊那群人裡,有幾成的事情非他親自出面不可。
要自己算一次,本文整理了一個粗糙但夠用的做法。先講清楚:原研究靠的是網絡分析問卷,下面這個記法只是拿來讓你自己估個大概,原文裡沒有它。連續五個工作天,每次有人來找你,在紙上記一個字:資(他要的是一個答案或判準)、牽(他要的是一個人或一個門路)、親(他要的是你本人到場、你本人動手、你本人簽字)。第五天下班,把「親」的數量除以總數。超過四分之一,你的處境比較像 Sharon。
這個比例還有一個用途:它分得出兩種看起來一樣的忙。比例低而仍然很累的人,累在件數上,要處理的是零碎打斷怎麼擋;比例高的人,累在被綁走的整段時間上,這種累只有靠別人少要一點才會鬆開,自己怎麼調整都到不了。
你的公司只有十二個人,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接
原文開出的處方,幾乎每一帖都預設組織夠大。盤點供需要靠員工調查、電子通訊追蹤、360 度回饋與 CRM 資料;找出瓶頸要跑網絡分析;解法是重新分配責任、把決策權下放到更適合的人身上、指定一位不必顧客戶的「工具人」當緩衝(原文舉的是美國醫院為每個樓層配一位不帶病人的護理指導員,作者之一格蘭特參與的研究發現這樣做讓瓶頸變少、連結變快),結語甚至建議組織設一位「協作長」。
台灣的現場常常是一家十二個人的室內設計公司。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在這裡是零點五個人,你不必做網絡分析,全公司都知道那個人是誰——通常是那位同時管工班、管請款、管客戶情緒的專案負責人。在小公司,診斷是免費的。
卡住的地方在下一步。重新分配的前提是有人可以接,而十二個人的公司裡,剩下十一個各自都塞滿了。老闆這時候通常會做一件事:把某幾件工作硬塞給資歷第二深的人。兩個月後,那個人也開始最晚走。
所以在這個尺度上,能動的槓桿在需求端。供給端你動不了,十一個人都是滿的。需求端可以動——把「要他親自來」改成「要一個答案」或「要一個人」,一個請求的成本就從三十分鐘掉到三分鐘,而且沒有任何人被加工作。原文那三個槓桿裡,第一個(改變行為)是小公司唯一真的推得動的;另外兩個(技術與空間、結構調整)都要先有規模。
還有一件事,原文只用一句話帶過,在台灣卻常常是主因。作者提到:在許多規避風險的文化裡,鼓勵人們對本來就該自己拍板的事採取行動,而不是不斷回頭跟主管確認,可以省下大量審查與核可的請求。這一句在美國大企業的語境裡是配菜。在台灣的家族企業與老闆制公司裡,它是整桌菜——報價要老闆點頭、請款要老闆點頭、客戶一句抱怨也要老闆點頭。這種公司的協作過載長在授權結構上,跟誰熱不熱心關係不大,把最好心的那個人保護起來也治不了。
2016 年那套診斷,量不到 LINE 裡的負載
這篇文章十年了,觀察還準,工具箱鏽了一半。
原文的整套診斷建立在一個前提上:需求看得見。行事曆看得到會議,公司信箱看得到請求,內部系統看得到誰在跟誰要東西——所以他們才會推薦監看行事曆的服務,才會相信網絡分析可以把最重的協作者撈出來。
2026 年的台灣,大量的協作需求跑在 LINE 群組裡。它不在行事曆上,常常不在公司帳號上,常常在晚上十點,而且常常跨到客戶、外包與供應商。一個人的行事曆可以乾乾淨淨,同時是全公司負載最重的人。原文那句「領導者對名單上至少一半的名字感到意外」,今天只會更嚴重,因為連能生出那張名單的資料,公司都已經拿不到了。
座位那一帖也被打散了。原文建議把相互依賴高的人安排坐在一起,讓臨時的面對面交換取代會議與 email;混合上班之後,「坐在一起」變成一週兩天的巧合。至於結語那個「該設一位協作長」的建議,十年過去,它沒有發生。發生的是溝通軟體從一個變成四個。
有一塊倒是變好了。原文說資訊型資源可以被記錄下來、傳下去,這句話在 2016 年成本很高:要有人寫、有人維護、有人記得去翻。現在把一批問答丟給公司內部的 AI 助理,成本低得多,「把個人型換成資訊型」這條路第一次真的走得通。陷阱藏在下一步:誰去餵那個助理?通常還是那位已經被排隊排爆的人。所以這件事要先把省下來的時間還給他,才不會變成在他的清單上再加一項。
幫忙的分配上,有一條性別的斜線
原文有一段側欄,中文世界的摘要版本幾乎都跳過,但它值得整段拿出來講。
作者說,協作工作的大部分落在女性身上。她們被預設是溫暖與照顧的那一種人,於是被期待去幫工作量爆掉的同事、去帶新人、去招募、去出席那些可去可不去的會。證據顯示,女性經歷的情緒耗竭比男性嚴重。
接下來是這一段最有意思的地方。2013 年《赫芬頓郵報》的一份美國民調裡,男性「分享知識與專業」的可能性比女性高 36%,女性「直接下海幫有需要的人」的可能性比男性高 66%。這兩個動作的差別,正好就是前面那三種資源的差別:一邊給的是不會變少的資訊型,一邊給的是給了就沒有的個人型。作者由此建議,女性可以刻意改變自己投入的資源種類,保護自己不被壓垮。
還有一個更難處理的數字。紐約大學心理學家海爾曼(Madeline Heilman)主持的實驗發現,同樣留下來幫同事,男性拿到的評價比女性高 14%;而當兩個人都沒有幫忙時,女性的評分比男性低 12%。同一個行為在兩個人身上換到的東西不一樣,連不做的代價也不一樣。
把這一段放回台灣的辦公室,檢查方法很土:翻一下最近三次的尾牙籌備名單、最近五個新人的帶人紀錄、最近半年訂便當與收款的人。看一眼就知道那條斜線在不在。這些事情全部是個人型資源,而且全部不進考績表——回到開頭那份表,「配合度高、樂於協助同仁」這一句在誰的評語欄裡出現得特別頻繁,本身就是一筆資料。
照這篇做,什麼情況下會出事
有些瓶頸是刻意的。原文從頭到尾預設那個被卡住的人是善意的給予者,被自己的熱心拖垮。現實裡還有另一種人:他把「只有我會」當成不會被換掉的保險。對這種人推「重新分配」,他聽見的是要拔掉他。分辨方法只要一句話——「這件事寫下來給大家看,可以嗎?」被榨乾的人會鬆一口氣,另一種人會開始解釋為什麼這件事很難寫。
時機也會出錯。一家五個人、做法每週都在改的公司,把流程寫成文件,一個月後那份文件就是廢紙。在那個階段當瓶頸是對的,而且是暫時的。判準可以很粗:同一個問題被問到第三次,才值得停下來寫一次。
再來是讀者身分。這篇的預設讀者,是手上有權力調整分配的人。原文那句「給他們說不的許可」,主詞是主管。同一句話由員工自己拿來用,方向就歪了,它會變成不接工作的理由。前面那條 25% 的線正好可以拿來自檢:如果沒有人在排隊等你,你手上的困難是另一個題目。
最不舒服的一條放在最後。原文自己的數字沒有安慰人的意思:頂尖協作貢獻者與頂尖績效者的重疊只有大約五成,而且大約兩成的「明星」根本不幫人,照樣達標、照樣拿到掌聲。前高盛與奇異的學習長史蒂夫・柯爾(Steve Kerr)寫過一句被作者引在這裡的話:領導者常常期待 A,卻獎勵 B。所以對一個員工來說,誠實的說法是——在一家只算進球、不算助攻的公司裡,繼續幫下去不會自動被看見。要嘛想辦法讓它被看見,要嘛去找一家會算助攻的公司。這裡有一個對照可以看:格蘭特自己那本《給予》寫的是同一個人的另一半故事,為什麼有些給予者被榨乾、有些反而爬到最上面;那本書把重量放在個人的策略上,這篇文章把重量放回制度。兩邊都對,差別在你手上有沒有調整制度的權力。
一個問題,寫一次
不必建知識庫。回頭看上個禮拜,找出被問過最多次的那一個問題——通常是報價怎麼抓、這個客戶有什麼規矩、那台機器出這個狀況要先關哪裡。把答案寫一次,貼在大家本來就會看的地方:群組的置頂訊息、共用檔案的第一行、白板右下角。一題就好。
接下來會發生兩件事。一是同一題不會再被問第三次,那是資訊型換掉個人型的第一筆。二是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寫不出來——那代表這件事真的只能是你,而這種項目應該被寫進交接清單,一句評語擋不住它。
克羅斯、雷貝勒與格蘭特的原文在 hbr.org/2016/01/collaborative-overload,收費牆後面;克羅斯後來把這條研究線寫成一本書《Beyond Collaboration Overload》(2021)。另外,這篇文章從頭到尾沒有處理一件事:那些請求究竟是在哪一秒鐘從別人手上跳到你手上的。那一題是猴子理論那篇的主題,兩篇擺在一起讀,一篇管流量,一篇管每一件事的歸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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